作者：天儿慧
版本：1999年12月第一版
入手方法：老婆的书

天儿慧，1947年出生，现为早稻田大学教授，我老婆也选了他的课。这个绝不谦虚的学者认为自己是现在日本研究当代中国 的第一人者。虽然我无法判断这话是否符合事实，但至少这本书给人的感觉非常好：他没有像很多外国人那样带着意识形态色彩来贬低中国，也没有任何要讨好中国 的意思。尽管由于篇幅所限，各种论述都不够深入，但他的中立态度和一些在中国接触不到的观点还是让人收获不少。

由于是共和国史，那必然就会涉及文革和89年。天儿慧对两件事都没有做任何控诉一样的叙述。他只是从内部斗争、国际局势、社会情绪等角度来分析事件的原因。比如文革在他看来除了高层的争权夺势之外，还存在“社会本身充满了不满情绪”的原因，具体来说是“1、从反右派斗争以来就形成的‘红五类’与‘黑五类’之间的社会层级差异”、“2、工人在就业上的不平等状况”（这又与大跃进使工业严重受损导致岗位不足有关）、“3、教育上的不平等状况”。由于种种不满的存在，民众才会呼应高层的号召；而也由于不满，在号召下开展活动时，才更容易陷入一种类似于复仇一样失去理智的状态。

89年也是一样，只是和很多人认为把“民*主”拿出来就可以说明问题不同，天儿慧注意到了当时的经济状况。刚刚改革开放的78到83年，中国的年通货膨胀率为2.4%，十分稳定。但84到87猛增至7.3%，88年更是前半年就达到了13%，全年最终是18.7%。 政府当然也采取了诸如冻结物价改革这样的措施，但在已经形成的潮流面前，这些措施没有发挥作用。于是便有一派继承了亨廷顿理论的学者和智囊提出“新权威理 论”，希望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主持下推进经济发展；与之对抗的一派则担心这会导致社会走向斯大林式的独裁，于是主张“民*主权威”。即是说，这时的 “民*主”仅仅是一种应激反应，而非经济发展使众多的人富裕起来之后提出的政治诉求。

除了这些观察之外，天儿慧提出的“中国近现代史5因素”论更是让人耳目一新。他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都可以用五个因素解释，即是：“革命、民族主义、现代化、传统、国际影响”。 这五个因素时而互相促进、时而互相排斥。比如，辛亥革命是民族主义和革命紧密结合，但在另外三项上缺乏明确立场，最终导致了对帝国主义势力（国际影响）和 传统势力的妥协。又比如，毛泽东主导的革命在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基础上增添了传统的因素，一方面攻击部分传统道德，另一方面又把传统的大同社会作为终极的发 展目标。但对于国际影响十分排斥，到了过敏的程度，这导致中国一度走向封闭。这样的分析未必准确，但至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用的理论模型。

当然，就像一开始所说，这本书的深度并不够。我相信以作者展现出的才华，在其他著作中他能够作出足够深入的论述。可惜的是，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暂时只有一本 《日本人眼里的中国》被译成了中文。这本书由于涉及到了一些敏感词汇，必定也不可能在中国出版。现在对于文革的讨论已经渐渐开放，但89年还遥遥无期，我 甚至遇见过听到“liu si”之后不知道是什么的学弟。忘掉痛苦的过去对于个人来说可能还有好处，可惜的是，对于国家来说，遗忘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者：梁漱溟
版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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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集结的是梁漱溟先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时，对学生在朝会上的讲话。它不是学术演讲，只是梁漱溟先生根据生活有感而发的话语，因此说话简单易懂，内容涉及人生、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随手一翻，总会有让人深思的话语。牟宗三评价梁漱溟说：“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已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

这位现代的“孔子”热衷的不是到学校里讲学，尽管他1917到1924年的确曾经在北大任教，但只有初中学历的他似乎并不喜欢那里的氛围。在演讲中他曾大呼“一个大学里开一个哲学系，招学生学哲学，三年五年毕业，天下最糟，无过于是！”因为照他看来，学校里学的只是前人的结论，这对于科学尚可，但哲学却需要自身思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系学的只是哲学史而非哲学。离开大学的他转而到乡村办学，这是因为他坚信“真力量要从乡村酝酿出来”。他认为“心急的人，从不会发生觉悟”，而城市“老是匆匆忙忙的，这样恐终不会发生真的觉悟”，“真的力量恐怕只有在内地乡村社会中慢慢地酝酿，才能发生大的力量，而后再影响于城市”。

这可以算作文化领域的“农村包围城市”。并且看起来非常浪漫。梁漱溟也的确有不少浪漫的话语，比如“我觉得每人最初的动机都是好的，人与人都是可以合得来的，都可以相通的……我总是相信人，我总觉得天下无不可合作之人”。但在具体做事时，他并非完全不顾现实的空想者。事实上，由于曾经倾心于社会主义，他的看法与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论断颇有相通之处：“有人误会我反对物质文明，反对工业，我安有此意……经济的进步，我们看得很重；唯有经济进步，才让我们的生活能更合理……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也是要渐次的才能入于一种合理的安排，即渐次的把理性开发出来。而能帮助理性开发的，则是经济。”但他的乡村运动难言成功，具体原因当有学者深入分析过。如果只从本书来看，似乎他太重视启发民众之后，让他们自发地开展运动，却没注意到对于这些尚不具备独立行动能力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乃是一个领袖。

书中农村运动的部分或许已经不大合现在的时宜，当做历史资料和一种思路来了解一下既可。但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在书中有更多足以启发每个人生活的警句。他说儿童“至于他的优点，根本胜过成人，当他对付某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以整个的真的生命力量去对付”，这提醒我们这些成年人不要忘了曾经纯真的时代。说错误“最后的真理是错误的综合。错就是偏，种种的偏都集合起来，容纳起来，就是真理”，一来让我们不怕犯错，二来不应嘲笑别人的错。说习气“凡自己心里不通畅，都是自找”。最让我反省的一句话是，（告诫年轻人）：“自以为有志气的，往往不是志气而是欲望”。

当然，这样的句子并非只能在这本书里看到。虽然我不喜欢所谓心灵鸡汤一类的读物，但不可否认那样的书里也有不少人生哲理。就算从不看书，流行歌或者游戏里一样也有很多深意。这世上归根结底就那么多道理，除了书里，自然也可以随便在生活中任何一处寻找——只要你想找。

作者：罗伯特·路威（美） 译者：吕叔湘
版本：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二版  原书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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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普及性的人类学著作，作者分了23个主题，海阔天空地谈世界各地的原始人和原住民以及现代人的生
活。我买这本书大概是在大二，之后断断续续地阅读，却一直没有真正读完。想来当时读书的功力还不够，总是翻几页就开始犯困。这次终于从第一页认真看到了最
后一页，也算对的起作者和译者了。

说到译者，我不得不大大赞诵一番吕叔湘先生的翻译。原书1929年在美国出版，吕叔湘先生于32年译
出，35年由当时的生活书店出版。之后过了50年，三联书店说这书值得重印，吕叔湘先生便修改了部分文字，于83年又出了一版。由于本书并非严谨的学术论
文，更像一本海客谈瀛的讲演录，并且原作者也非常风趣，所以吕先生在翻译时便大胆地把语言本土化。说着火时他会用“火德星君造访”，说到那些无名无姓的原
住民，他便用“张三李四”代替，甚至有时候还能翻译出文言文来，比如有处提到原住民女子写的情书，吕先生译文如下：“自君之逝，独活谁怜。为君之故，泣涕涟涟。”

如
此生花妙笔，让人读起来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本老外写的书。原作者罗伯特·路威说自己在书里力求正确又好懂，现在看来至少在中国读者这里是可以实现了。当
然，这绝不仅仅是一本猎奇性的介绍原住民生活的材料集而已。作者在这23个主题里借助种种材料，反复强调当时（他写此书时）通行的白种人优越论之荒谬性。
因此原书的题目是“我们文明吗？”（are we civilized）。

按照罗伯特·路威的观察，自诩为上等民族的白种人们一点也不比原住民好。原住民们多按氏族组成集体，我们则是国家。按理说有各种制度保障的我们应当过的更安乐些，可是路威说：“国家是绝对的主权者，统治所有的国民。实际上，它的最重要的职务从来没有做好过。证据？请看任何大都市日报的标题。”而“在印第安人里头，杀人之类的事情寻常是没有的。没有牢狱，没有法官，也没有具有强制力的警察，他们居然能很和睦地过活。这是什么道理？”

或许有人会拿文明人的生活多么便捷来说明自己的进步，进而证明自己的种族是多么优越。好吧，路威发话了，让我们以航海为例，看看这些“进步”是否属实。“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埃及人便修建海船”，古罗马和希腊这两个伟大的时代都把埃及船作为模型。波利尼西亚的部族早就知道在船旁边装一个复舷可以提高船只的稳定性，在风帆的使用上也不必麦哲伦们差。至于远洋航海少不了的罗盘，我们都知道是中国人发明的。欧洲人在航海方面最大的贡献，似乎也只是蒸汽机。

如果不看技术而看具体生活细节，没准我们还会觉得原住民更文明些。拿个人卫生比较，“欧洲之都”巴黎在1640年出版了一本《仪礼备览》，“里头劝人间或洗一回澡，每天洗洗手，差不多每天洗洗脸”。尊如路易十四，所谓的洗手也不过是往手上抹点香水——埃及来的。再早100年更为恐怖：“1530年时，许多西欧人士用便溺擦牙齿”。往后100年呢？“1750年至1800年间……奥皇约瑟第二游历巴黎的时候，考察了当地最大的一个医院，他在同一张床上发现一个病人，一个死尸，一个正要断气的人”。而同时代的柯克船长在1769年就塔希提人有如下记载：“除饭前饭后漱口洗手不算，不论男女每天都得洗三回澡——起身后，中午，就寝前”。

因此我们决不能只拿眼下跟别人相比的进步来说自己比别人强。原住民们之所以现在还过着看起来相当原始的生活，不是因为他们才智有限我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与世隔绝我们与人交通。路威提醒我们人是有惰性的：“进步不是人类的天性”，“单因一件事合理就去做那事，这不是人类的天性。倒是叫他去做一件不合理的事，因为一向都是这样做，这比较起来要容易得多”。比如南美洲南部冬天风雪交加，但住在那里的佛伊哥人却仍然赤身露体，，至多围一块齐腰高的兽皮。就如欧洲接受了各种先进的东西而发展起来一样，某个人群的进步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突然意识到这么做更好，而是有其他人或者东西告诉他们还有更好的办法。“从外国采取一种有用的意思，这并不是丢脸的事情，所有复杂的文化都是这样东挪西借地建立起来的”。瓷器是中国足以引以为豪的东西，但在陶器外面上一层釉的工艺却是埃及传过来的。中国最鼎盛的是唐朝，而唐朝基本上是中国最开放的朝代，这绝不是偶然。

归
根结底，横向来看我们绝对无法说某个民族是更优秀的，纵向来看也不能说现代人一定比古代人聪明。大家各有各的禀赋，在各自的环境下发展出了各自的生活方
式，想在他们之间硬分高下，就像问足球明星和篮球明星谁更强一样毫无道理。人类最为一个整体面对其他时，此类自大心态仍在作祟。路威也早就提醒道：“我们轻轻巧巧夸口征服自然，其实自然已经定下界限叫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何以见得？我们虽然有了杂交水稻，却终究无法在自古以来就有的各种作物之外再造出一种全新的作物。

其
实，综观历史，文明的每一点进步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发展的只是技术层面，人还是那个人，我们的心智不过如此。但请别误会，我一点也不悲观，倒不是说我相信
人类必将迎来一个完美的时代，而是我觉得，这样过活其实挺好，因为这就是我们应有的方式。乱七八糟，闹闹哄哄，然后也能乐在其中。

04还是05年，曹文轩曾来北外做讲座，题目和内容皆已忘记。只记得他痛陈中国当代文学的“粗鄙化”，主张文学应当唯美乃至矫情一些，还举《边城》为例。假如曹老师的标准没变，那他应该会很喜欢这部电影，简直矫情到有点韩剧的意思了。

电影的大致情节如下，不想被剧透的可以跳过这一段：两个搞音乐的男女在一个圆月之夜邂逅，梦醒之后却因为各自的现实再也不得相见。然而——你知道一定会的
——女方怀孕了。之后由于种种狗血情节，孩子从孤儿院到教堂再到音乐学院三级跳，完全展现了自己的音乐天才。男方则一度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理想，但又勇敢地
找回了它。最终，在无比强大的音乐的力量下，这一家三口最后在音乐会上重逢了。

当然，它很温情，演员的表演也还说得过去。但这的确是一部开场10分钟就能让人猜到整个影片发展的电影。它之所以能吸引我一口气看完，不为别的，就为那里面不断出现的美妙音乐，和那位看上去无比完美的主人公。

看看历史上的音乐天才，大多有点问题。莫扎特为人粗俗不堪，以至于同行要感叹“上帝为什么要把如此天赋赋予一个如此下流的人！”；贝多芬不知礼节，让歌德为
之侧目；瓦格纳早年与尼采惺惺相惜，后来尼采“无法忍受他的粗鲁”，两人分道扬镳；罗西尼活了70多岁，但37岁写完《威廉·退尔》之后再也不写歌剧，转行理财，因为他怕自己被威尔第比下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一俊遮百丑，他们各自的弱点经过音乐天赋的光辉照射之后，就成了可以一笑了之的“趣闻轶
事”。

但本片的主人公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尽管他在孤儿院长大，并且被大孩子们欺负、被一个财迷利用、还一直没有享受过父母的温暖，可他仍
然无比纯真，看上去就像温室的花朵，音乐就是他的温室。他不仅能在大自然里聆听麦浪、虫鸣，更能在大城市里从汽车喇叭、行人脚步、飞扬的塑料袋里面听出节
奏感和美妙的音乐来，甚至还能把这些谱到自己的交响乐里。借由音乐这个媒介，他能把世间一切都变成无与伦比的美。

也许这才是本片的重点。它表达了一种理想境界，让人们意识到其实整个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可以如此美丽——只要有合适的媒介来转换。对于主人公和导演来说，音乐是他们所倾情的。我们当然还可以找出其他更多：绘画、摄影、舞蹈、文学……甚至未必非要是艺术，过往行人脸上的笑容、钢铁丛林里不经意的一股凉风、人丛中趴在妈妈肩上的孩子的稚嫩的脸……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世界其实给我们提供了无数能让我们开心、幸福起来的素材，全看我们能不能发现这些了。

作者：李永刚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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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和《众声喧哗》非常之像，他们也的确是同一系列的书。尽管研究的视角完全不同（《众》是传媒学，本书是政治学），但无论在形式还是叙述上都具有同样的特征：结构严谨、引用和实例颇多、同时说起话来小心翼翼。

我知道看到这样一个题目，一定会有不少人期待着一本大力抨击某种监管行为的著作，遗憾的是那不可能，作者至少得保证书能出版才行。还有另一种极端意见，则是
如网上某些评论一样，说本书只是在为监管辩护。这样说的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真看了此书，就会发现作者的立场已经保持了足够的中立。如他在绪论中所说的那样，“尝试找寻各方利益或立场的可能交集，从而探寻渐进改良的现实道路。”

所谓“各方”，在互联网的监管中指的是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机构（主要指提供互联网相关服务的企业）、网民。需要注意的是，网民绝不仅仅只是接受前三者的管理，他们——也就是我们——内部存在着自我监管。这不是说互相监督乃至互相揭发这种东西，也不是所谓的“五毛党”，而是说在我们每个人“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盘算……总体看来，敢于越界犯规的个案极少，大多数人在政*治社会化的学习演练中自学成才，首先成为自己的新闻检察官。”

必然地，又会有很多人反对这样的说法，或者主张这样的特征乃是在监管下不得已形成的。但说实话，当我们在网上或者私下里鼓噪监管是多么可恶的时候，往往的确是出于自身的某种利益——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在网上获取一些未必一定需要的信息这样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如希望使用youtube、facebook而不得等等）。真正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民主进程等等担忧的少之又少。

事实上，在网上发声远远没有那些危言耸听的帖子所描述的那么困难。本书引用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述说：“按照5年前的标准来看的话相比，现在中国互联网的开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还有一个香港研究小组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他们在15个中文博客平台上各自发布了108篇
含有敏感内容的博文，在有的网站被删掉一半还多，但也有网站只删了一篇。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监管标准其实相当模糊不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际操作层面的判
断；另一方面也表明最高决策层其实并未要求把网络管得密不透风。很多监管其实是各部门和各企业进行利益争夺的结果。比如youku这样的视频网站就要面对广电总局、文化部、信息产业部等多个部门的管理。他们各自对内容作出的限制，反应的仅仅是本部门的利益。

当然，如果没有整体的监管指令，利益争夺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反映出来。只是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与其说中国的监管很严，不如说管得很宽。书中说，“截止至2008年10月……14个部门已推出60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成为世界上该领域法规最多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不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本书对这些也有讨论），只看本书中提到的监管逻辑的分析。作者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国家对网络的管理：恰如有些家长担心孩子会在宽松的环境下放纵自己，因此事事都要过问。作者用“父爱主义”这一词概括了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具有4个关键要素：“善意的目的、限制的意图、限制的行为、对当事人意志的不管不顾”。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便可发现中国的网络监管其实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原因，绝不仅仅是某一政权为了打压异己所做的努力。作者引用康晓光的话说：“儒家坚定地主张政治是追求正义的事业，国家的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在价值和道德领域国家不应该无所作为”。虽然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士大夫统领政治的国家，但儒家的传统根深蒂固。看看另一个华人国家新加坡吧，那里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管制只能更严苛，两者的出发点其实是一样的。

不过，我并
不喜欢这种做法。在这段话的旁边，我写道：“但我觉得，国家更应是一个提供各种生活保障机制和制度的组织化机器，谋幸福不是国家的任务，而应由国民自己来
完成。”我承认这么想的确有点太理想化。即便能摆脱“为人民谋幸福”的惯性思维，一旦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参与到社会中来，尤其是参与到市场中来的时候，它就
很难避免为自己谋利的想法。而现在的中国，恰恰在各个方面存在着国家部门滥用职权与民争利的情况。结果在民众眼里，有些地方便成了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
上却只是为人民币服务。对这种现实的反感无处发泄，便在移情作用下转移到网上，对包括监管在内的一切会给民众带来不便的政府行为表达不满。

作者没有对“父爱主义”表明态度，他一方面指出政*府这么做的实际效果并不好，一方面也用“互联网民意通过分散的、自律的沟通行为，是否就能形成符合民主法治的理想，是不是就能达成与公共性要求相适应的均衡，答案未必乐观”
这样的论述表达了对民众的担忧。我一方面觉得民众理应获得在自由的环境下形成民意的权利（即便那民意本身很糟糕），一方面又感到我的想法或许是因为我受了
西方思想的太多影响，那些未必适用于中国。于是，虽然我反对监管，但其实内心十分矛盾。更让我矛盾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我都设计不出一套合适的体
系，在保证稳定和发展的情况下来改善民众面对的监管。

我本希望作
者以专业人士的角度给出一些有可行性的建议，没想到最后他的建议只能归结为两个词：“信心”和“耐心”。即是说，管理者要对民智有信心，对反对的声音有耐
心；民众则要对政*府的能力有信心，对现下的局面有耐心。这说了等于没说，完全是在和稀泥。只是作为一个学者，能做的似乎也只有这么多。无论多么美妙的设
计，到头来都需要政*府和民众在不断磨合之中来实现，那时的问题谁也无法完全预料。我总觉得这些问题比所谓的形而上学更要深奥许多，所以便不敢踏入。只是这么做，是不是有不负责任之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作者：舒衡哲（Vera Schwarez）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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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某篇与五四有关的读后感中，我曾写道“未竟的启蒙事业就此被搁置，直至今日”。虽然我觉得自己不是信口胡说，但直到读此书时我才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启蒙是什么？

本书作者舒衡哲（美籍罗马尼亚汉学家，女。再次佩服汉学家们起名字的水平）没有给出自己的定义，她在开篇引用了康德的话来说明：

“启蒙系指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蒙昧系指如果未有他人引导，自身就无法运用其理解力。如果此一蒙昧不是源于理解力的缺乏，而是源于缺乏别人引导即无能运使其理解力的勇气，那么此一蒙昧就是自身造就的。”

此
处“自身造就的”一词吸引了我的注意。从舒衡哲没有对这段话进行分析来看，可以认为她基本赞同康德的观点。这是康德观察欧洲的启蒙之后的论述，如果说在那
里“自身造就的蒙昧”是宗教教义的束缚，那么在中国便是儒家传统礼教对人性的压抑——至少在五四时期的很多知识分子看来是这样的。

舒衡哲认为：“几世纪以来，儒教中国却试图将两条无可置疑的绝对原则灌输给中国人民：（1）中国是世界文明的顶峰；（2）现行的社会阶层制度是最符合人性需要的”。那么，很自然地，有了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们便着手打破这些原则。尽管1911年清王朝覆灭，但新一代知识分子们觉得情况根本没有好转。他们开始著书立说，希望能够唤醒国民。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大概要数1918年5月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他在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整整一年之后，被拯救的“孩子”们走上了历史舞台，通过示威游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定。启蒙似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这其实是个误解，至少在此时此刻，所谓的“启蒙”不过是那一批知识分子和这一批学生独有的专利。他们的人数加在一起也许还不够现在一个大型综合类高校全校师生的人数（当时北大约有3000学
生）。这件事当然影响很大，不然我们的两个党派（另一个在台湾）也不会都要把五四拿来做政治宣传的工具了。但在没有现代通讯手段的时刻，他们的影响只能停
留在几个城市里，说得更严重点，几个城市里的知识阶层里。绝大多数过着平淡生活的百姓们还是老样子。鲁迅用辛辣的笔调揭露了这一点，老舍则用油画般精确的
描写展现了惨状。

之所以会这样，乃是因为话语权完全由知识分子们把握。舒衡哲指出：“在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文言被抬至崇高的地位；正是这种地位保证知识分子取得了某些表面上的自主”。知识分子的言谈与百姓使用的语言相差太远，这导致他们的宣传只能在自身内部产生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提倡文学改良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大。但这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做法，8世纪的韩愈和柳宗元早就做过了。

学
生当中有人发起了在形式上更为贴近民间的运动。北大成立了平民教育演讲团，走到当时的北京市郊向民众宣扬启蒙主张。如果换做现在的我自然是会去听听的，因
为我闲，而且喜欢这类东西。但对于当地的底层劳动者来说，以教育“平民”自居的人们关心的东西实在太虚无缥缈了。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之时还好，一旦局势稍稍
平复，便“到1920年春，当民族救亡的紧迫性稍有缓和时，学生演讲者渐渐感到公众不愿聆听他们的启蒙演讲了”。一篇到长辛店演讲的演讲组的报告沮丧地写道“今日是星期日……虽然抓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地演讲起来，也不过召到几个小孩和妇人罢了”，另一组去七里庄的则写道“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千字文》、《三字经》、《论语》。……那位年轻的先生，吸着旱烟，闭着眼，颇有点不赞同的样子。仿佛我们说的话，都是引动学生的邪念似的。”

于是，这些五四的成员们终于发现，“他们自身对要加以改造的社会是在了解太少了”。
他们的演讲可以说基本没有起到作用，如果不是五四运动时的大规模游行，这些新思潮大概完全无法向外传播。当我们回顾那段时间的革命时，尽管会有无数著名学
者的名字出现，但谁都知道最核心的不是他们，而是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们，甚至张作霖的作用没准也比他们大。这里面，除了毛和五四沾点边之外，孙是民族
主义者，蒋是民族主义+职业军人+复古思想（新生活运动即是要恢复儒家伦理，虽然最后仅仅变成了一场讲文明讲卫生的运动）。毛最后的胜利也根本不是借助五四的思想武器，恰恰是因为他远离那些位居中心的知识分子，才得以在地方发动起当地的群众。

当然，我完全承认知识分子们所做的启蒙宣传是伟大的尝试。当很多爱国分子都把中国的问题归咎于帝国主义的时候，“五四知识分子却不断提醒国人，只有先完成了自我改造的重任，才能有效地抵御外国帝国主义的侮辱”。但自我改造绝非一代人就可轻易完成。欧洲的启蒙在之前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前提下尚且经历了200年，中国却只有20年。鲁迅高喊“救救孩子”，陈独秀寄希望于《新青年》，结果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之时，正是“国民党中的‘新青年’，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能够熟练地屠杀其他青年”。鲁迅当时撰文承认，面对恐怖，理性批判是无用的；茅盾则用《倪焕之》质疑了仍然自诩为无产阶级领袖的知识分子们。

舒衡哲认为：“在1927年，他们意识到自身的软弱和文化的无能……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他们成为革命的包袱”，并且，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宣传队伍发现“‘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有利于发动农村群众”。这同时也表明农村群众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封建王朝阶段，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启蒙的失败。

但是，无论被忽视、还是被当做包袱抛弃、甚至被打倒，知识分子们所能做的只有这些。他们一代代前赴后继，只要有机会，就试图把五四精神重新引入到中国社会变革中。舒衡哲在前言中说，当她在80年代与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俞平伯、叶圣陶、张申府、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等等）谈话时，发现“他们仍旧深切地关注西方文化，并且受之启发，同时，还继续对中国的过去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的学生一代也在和下一代一起研究五四运动，这让舒衡哲认为“‘五四运动’还未终结”。显然，她指的是继承了五四精神的启蒙运动。她还说“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我不知道80年代是的舒衡哲是否预见到了30年后的中国的面貌。可以肯定的是，“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确“仍然盘踞”。但启蒙的方式已经和1919年
完全不同。如果说那时是一少部分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启蒙难以迅速传达到民众中间的话，那么现在则正走向一个人人掌握、同时又无人掌握话语权的时代。五四
时期的守旧者辜鸿铭曾非常担心文学革命会让知识分子难以宣称“我们即中国”，而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没有人能这么说，我想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进步。只是，这种进
步乃是器物（网络）的进步带来的。器物已经遍布众人之手，想通过独霸话语权的方式改变民智已经绝无可能，似乎只能期待民众自省。

还好，从五四到现在，不过91年而已。对于我们这个事事都喜欢跟别人比一比的国家来说，想在启蒙这一块上超过欧洲速度，还有100年时间呢。只是，我不得不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到底什么是启蒙？康德用了“源于缺乏别人引导即无能运使其理解力的勇气”这样绕口的句子，可我为什么总感到现今的中国人从不缺勇气，倒好像真的缺乏理解力？说到底，舒衡哲的解读也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面之辞，到底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到底民众在想什么，这些问题谁能解答？

写完了我发现，才过了一个自然段我就又开始有点以知识分子自居了。“到底民众在想什么”，这根本不是我需要关心的。我所能做的，只有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人们——也包括我自己——自省。

（由于正文将会有很多图，这篇就不让封面来喧宾夺主了）

作者：埃舍尔 编者：紫图大师图典丛书编辑部
版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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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舍尔（M.C.Escher 1898-1972），荷兰画家。或许这个名字你不大熟悉，没关系，因为下面这幅画你一定看过：

这是埃舍尔表现“不可能结构”的名作《瀑布》。倾泻而下的瀑布带动一个水车，水车又带动水流以看似向下，其实向上流动，最后返回来带动了水车。

我们都知道这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但在平面——也就是二维的世界上，却可以展现出三维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的情形。这是埃舍尔巧妙利用光影和透视法的结果，你可以说他蒙骗了我们的视觉，但谁又能保证不存在这样一个二维世界？

这幅画中的视觉效果主要借用了英国数学家彭罗斯的“不可能三角”，埃舍尔的类似作品还有《观景楼》，请看下面这张图：

一个看起来从内部搭起的梯子，却跑到了楼的外面。楼下坐着的那个男人手里拿着的框架表明了这栋楼的结构。这些图形让众多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为之着迷，他们认为埃舍尔一定也是个数学天才。

埃
舍尔的确在作品中运用了很多数学技法，他的每幅作品都是经过了精确计算的。仔细看《瀑布》那幅画的建筑物的顶端，有两个正多面体，这是埃舍尔钟爱的形状。
如果只考虑凸多面体的话，那么自然界中只有5种正多面体。而埃舍尔经常把其中两种以上拼在一起放在画里，并且极为精确。想保证这样的精确性，的确需要很多
数学计算。

但埃舍尔自己说：“我猜观众们对我在数学方面的无知同样一无所知”。这不是自谦，埃舍尔的父亲曾想让儿子当一个建筑设计师，却因为数学成绩太差只好作罢。也就是说，埃舍尔只是在通过计算来作画，并非有什么数学上的意图。

他的计算在一系列平面规则分割作品中也表现无遗。这些作品通过在一个平面里重现几个相同的图形，组成了富有韵律感的图案。

比如上面这一张《骑士》，它曾被杨振宁用在自己的一本书的封面上。在凸多边形中，能以这种无缝且不重叠的方式填满整个平面的只有三角形、正方形和正六边形，算上凹多边形总共则是17种。埃舍尔在没有进行数学证明，仅靠自己一点点画着找的方式，愣是把这17种图形都找全了。

有人会说埃舍尔的作品现在用电脑可以轻易地制作出来，因此他其实做的都是无用功。姑且不论用人脑来做电脑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就看埃舍尔的作品，也可知这句话有严重误读。类似平面分割这样的作品并非仅为分割而作，而是为了用在其他作品中：

这张《八张脸》也是一幅经典之作。除了精巧的画面处理之外，这种不同脸和表情的交错似乎还在暗示人类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再看下面这张《循环》：

画
中的小人以奇特的动作（这是为了配合画面下方的平面分割必须采取的）从门里走出，在楼梯底部融入到多边形之中，并进一步向上成为了建筑物本身的一部分。之
后不知经过了什么变化，他又变成了房间里走出的人。画中运用了平面分割、渐变等技巧。通过计算，我们还会发现小人在整个变形过程中所占面积保持一致。这幅
作品展现了一个主观客观自然转换的世界，体现出深刻的哲学性。

另一幅更加直观地展现主客观转换的作品是《画廊》：

对这幅作品的最佳解读——尽管应该不是有意而为之，当属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我承认并且也很喜欢数学里面的艺术感，但那和埃舍尔的并不一样。后者明显更加直观、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曾有观众对埃舍尔说：“我的小女儿看了您的画直笑。”埃舍尔答道：“赢得孩子们的喜爱是我最大的自豪。”

埃舍尔这样一个人物的出现，和他的祖国荷兰独特的景观当有很大关系。荷兰有句大言不惭的话：上帝创造了世界，荷兰人创造了荷兰。这个一半以上国土都是填海造陆出来的国家，习惯于用自身的力量改变周边的面貌。那不是我们常说的人类改造自然这样慢慢悠悠的东西。比如在19世纪，荷兰工程师Cornelis Lely通过建设大坝和利用新式的蒸汽技术，造出了一片巨大的低洼开拓地（polders），从而给荷兰的物理空间带来了改变（引自《Brilliant Orange》 作者David·Winner 2000年）。建造在人造空间里的建筑物、运河以及农田也都是严格规划的产物。荷兰的自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造的，埃舍尔的画中体现出的主观与客观的转换，或许正是荷兰这种传统的表现之一。

最后再奉上几张前面没有贴的图片。当然，从中看到什么肯定是因人而异的。埃舍尔不是科学家而是艺术家，对他的作品自然可以有不止一个答案，谁都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世界。

（互绘的手）

（宿命）

（升与降）

（相对论）

（手持球面镜）

作者：杨念群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5月第一版
入手方法：网上购买

“五四”如何定位，是一个存在很多争论的问题。杨念群认为，至少存在三种过于片面的解读：中学历史上把它当做爱国学生运
动，还有无产阶级从此登上历史舞台等等论述，这是意识形态化的观点；我去年读的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则认为“五四”是一场个人解放运动，但在内忧外患的作用下，个人解放的启蒙运动被迫让位于救亡大业。这一观点在80年代颇为流行（与当时的文化氛围当有很大关系），但杨念群称此类观点为“不加批判地套用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史分析”，“这种解释过度强调了现实政治选择策略的支配性和决定性作用”；还有一种观点则以捍卫“国学”的名义抨击五四反传统的一面，甚至要把五四精神与文革联系起来，这可算是遗老遗少的做法。

对于第一和第三种观点，杨念群没有多花笔墨去批判，大概实在太不值得一提。对于第二种，他认为是进行了过度“思想史”分析的结果，因此提出用“社会史化”的
方式思考的修正途径，将“五四”放在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长线中加以分析，并且避免特定政党试图将自己合理化的做法。他认为“五四”经过了较长时段的变迁，因此“对‘五四’变革主题和行动方式的支配并非由一个单一色彩的群体所能独自包揽，而是由不同的群体交替掌控”。群体的交替可大致概
括如下：开始主要是一些出生于19世纪7、80年代的人物为核心，他们一般曾留学日本，多有反抗清政府的经历，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之后留学欧美的人成为主力，他们在政治上不那么激进，加上普遍受到良好的学院派教育，便多在学术和道德问题上发力，如胡适傅斯年等；最后则是一批未能进入中心圈子的边缘人物从地方崛起，以社会改造的方式发起运动，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毛泽东。

这三类人的行事方式可以更概括性的表述为：国家——文化——社会。即起初谋求国家的独立自主，之后追求个人解放，最后是社会改造。显然，这种变迁并非随机发生，按照杨念群的说法，这是“近现代中国知识群体不断寻找身份认同的结果”。他认为，“公车上书”标志着科举制度内部人士起来反对科举，这表明“在科场内部已经发生身份认同问题”。
为了寻求新的身份认同，他们当中资历类似的人便自主联合起来，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实际上他们的政治尝试是失败的，中国仍然处于一种混乱的局面下。于是这一批人便决意疏离政治，转而致力于教育和国民道德问题。而这恰好是留学欧美的一批人所擅长的领域，他们没有第一批人那样的社会资本，却有训练有素的学
术能力，能够在这些理论问题上发挥能力。

但这些人也没能做出什么来。他们虽然在学术上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政治上却有意无意地离核心越来
越远。想要真正改变中国社会，还是要做一些非常实际的事情不可。这时，像毛泽东这样远离中心自成一家的人就有了用武之地。按照杨念群的说法，毛泽东也在寻
求身份认同，当他发现在北京无法融入学术圈子里时，便回到了湖南调动起地方资源，组织起了湖南人的集会。而导致毛泽东没能融入圈子的原因，恰恰是他身上追求实干的特点。他不喜欢精英式教育，认为“故组合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他在湖南组织的学校也要求学生在学习之余从事生产。几十年之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延续。

我们都知道，最后是毛泽东的做法取得了成功。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能归结于某一个或几个人的个人资质。杨念群认为：“历史经验证明，‘社会革命’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的文化基础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利用和有效的转换”。上面三类做法里，显然毛泽东的做法是最可能利用好乡村文化基础的。那些主张直接建立西方式民主的想法自然很好，他们也为此提倡改造国民道德，但是这在中国毕竟是无根之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资产阶级的发展在社会中构建出了介于国家和私人之间的“公共领域”，公众从而有机会对国家施以民主监督。而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类似的空间存在，我们也自然很难期待那时能够形成民主。也就是说，一方是能够发动民众的；另一方虽然试图发动，但基础不允许。谁能够最后取得成功自然一目了然。

这也就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既然最后我们发现不能仅仅停留在精英阶层，而要发动民众，那么就应该去了解当时民众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普遍思想是什么样的。遗憾的是这样的著作似乎并不多，书店里常见的还是变着法研究人名的作品。当然，这不影响本书的出色，思考像“五四”这样的大事件，在求知欲之外总是希望获得一些观察现实的启示。我相信这本书已经满足了我这两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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